王汎森 | 启蒙是连续的吗？【《探索与争鸣》 “百年五四”纪念特刊第一辑 “五四与现代中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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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是连续的吗？

王汎森 |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的”五四与现代中国”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百年五四”纪念特刊，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五四与现代中国”小引

多年前，我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的“导言”中说过：“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

某种意义上，五四的历史地位主要是北大师生干出来的，也是他们说出来的——1920年起，连续六年，每年五四，北京的《晨报》都出纪念专刊，撰文的有社会名流或年轻学生，但最重要的还是北大师生。作为教授出场的有蔡元培、李大钊、胡适、蒋梦麟、陶孟和、朱希祖、高一涵、谭熙鸿、马叙伦等，学生则是罗家伦、顾颉刚、孟寿椿、章廷谦、孙伏园、黄日葵、朱务善、董秋芳等。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出于对青年学生政治激情的恐惧，制止举办五四纪念活动。但北大师生不理睬这一禁令，依旧我行我素。正因为这种长期坚持，谈论五四运动，似乎成了北大师生的“徽记”。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刊行《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两册，11月刊行《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编，一半以上文章谈北京；而北京的文章，三分之二是北大师生撰写的。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内外有很多纪念活动。考虑到春光明媚的五月大家都很忙，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同人既想共襄盛举，又不希望跟别人撞车，于是选择了三月底这乍暖还寒时节，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论坛，以我们自认为恰当的学术形式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3月30日在北大举办的“五四与现代中国”论坛分上下两场，下午的分论坛有十七篇论文发表；上午则是六个主题演讲：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的《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狭间直树的《五四运动与日中关系史概略》、四川大学杰出教授罗志田的《把“天下”带回历史叙述：换个视角看五四》、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及比较文学系讲座教授、中研院院士王德威的《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 ——“悬想”与“神思”》、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的《作为现实政治的五四》、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特聘研究员、中研院院士王汎森的《启蒙是连续的吗？》。六个演讲都很成功，但考虑到版权等因素，经与作者协商，选择其中四篇刊登在《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百年五四”纪念特刊，奉献给各位读者。

因体例及篇幅限制，此处所刊只是演讲的主要内容，有兴趣的朋友，请参见各人的专业论文。

——特约主持人：陈平原

王汎森研究员

余英时先生将近代思想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60-1890年，即从冯桂芬到张之洞；第二阶段是1890-1911年；第三阶段是1917年之后。1917年之后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第一次公开承认西方文化全面优于中国文化。但是这一路下来的几个启蒙思想运动是不是连续的？如何定义连续与不连续？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与先前的几波启蒙，是什么样的关系？历史之流是连续的，即使想抽刀断水，但水还是继续往前奔流。所以不管是以何种方式键接，基本上都可以说连续的。而“后见之明”每每把一些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抹除，造成了思想发展是一个单纯延续的印象，近代各种学术研究工作也往往加强了单纯延续的印象。

我们今天倒溯回去看，总以为辛亥革命必然会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身历其事的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竟说：“中华民国居然立住”，意思是这在当时也未必是百分之百有把握，没有人知道它会成功。我们从后往前看历史，往往会把历史“本质化”，挪用罗志田老师的话讲，就是把现在进行时变成了过去完成时，所以我们对历史就会产生单线的、连续的感觉。从晚清到五四，当然是连续的。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讲得很清楚，新文化的源头在晚清。但是，从晚清到五四是不是呈一种“竹节”式的发展呢？竹子整个是连续的，但仍是一节一节的，虽然每一节都有对方的成分。我关心的问题是：历史事件之间实际上是怎样联系的？是平滑地往前发展的曲线，还是中间有一些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方式？譬如“连环”式，连环就不是简单的连续。连环的连续和一般的连续不一样，而是一环扣一环，他们的进行是如火箭发射，一节一节推进，每一节自成一个结构。

思想与政治互为转辙器

在讨论辛亥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时，我个人认为，辛亥革命和之前发生的思潮也有相当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我借用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曾经提到“转辙器”的观念来描述，就是火车在跑的时候，将转辙器一拉，本来要往北跑的可能就变往另一方向了。在我们讨论的这一段历史中，思想与政治，政治与思想交互为转辙器。先是观念的力量使得政治朝向种族革命，朝向推倒王权追求宪政共和的方向迈进；接着辛亥革命成了一个思潮的转辙器，它使得原来最核心的变成边缘，原来边缘的变成核心，清朝末年在日本东京等地，以一群「离经叛道」的留学生为主所鼓吹的思想，此后变成“制度性遗产”（institutional legacy），而且要以政府的力量推行下去。原来只是文人脑内所思考的东西，现在要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像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当然跟之前十年、二十年的思潮变化相关。我们检视近代的革命，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是往启蒙的方向发展的。John Dunn的Modern Revolution研究很多国家的革命，他就说，并不是所有近代的革命都是迈向激进、开放的，譬如墨西哥的革命便是迈向内面的、保守的（inward、backward）。所以，如果没有晚清以来的启蒙思潮，辛亥革命之后也不一定能成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一旦转辙器打开，此后的联系（事件的发展）跟转辙器的关系非常紧密，晚清时很多大逆不道的邪说，或不为正统所容的思想，现在可以用国家的力量加以推广。新思潮一旦形成了制度性的革命，将原先边缘性的、怀疑未定的、甚至是清季官方视为异端的思想因素，未由官方的建制性力量加以肯认并强制推行。

“转辙器”的变化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多引一些材料来左证。梁巨川说：“今开国时大倡反道败德之事”、“想象从前中国，本系仁礼德义最为著名之国。自民国肇兴，特开奢淫纵恣之恶风”、“信以为共和之国，但取人生行乐，无须检束准绳，于是举国若狂，小人无复忌惮”、“昔所目为不肖者，今或以为当行”。或如刘大鹏日记中所说：“叛逆多居要津”、“辛亥大变以来，伦常全行破坏，风气亦更奢靡。礼义廉耻望谁讲究，孝悌忠信，何人实行，世变日亟，岌岌乎其可危”、“学变为新，吾道非特不行，而且为之大晦耳。亲闻有毁谤胜人者，谓圣人毒害世人，历久远近，乃不以圣人为准则方为大幸事”，使得新思想价值被定在最核心的位置，旧东西或者消失了，或者退到边缘。

比如，民初安徽都督柏文蔚下令将城隍庙充公，撤毁偶像，是派警察厅长负责执行的，这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也是不可思议的。革命不单是消灭那些不兼容的东西，而是重新排列它们之间的价值，原来核心的变为边缘，如刘大鹏说：“自变乱以后，学堂之内禁读经书，只令学生读教科书，则圣贤之道将由世而泯焉”，新式学堂不再念四书五经，改念教科书，这是一个大的翻转变化。可是这种想法，对四书五经的批评，乃至于对佛寺的批评，在晚清已经开始了。所以，他们是互为转辙器的关系，当然也是连续的，但是这种连续的方式跟我原来的想象大不相同。

当时逐渐兴起的新式学堂

“后见之明”每每把一些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抹除，造成了思想发展是一个单纯延续的印象，近代各种学术研究工作也往往加强了单纯延续的印象。各种《选编》、各种资料辑，也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以为特定议题是单纯的前后相连，这些文章原来分散在各种刊物、分刊于各种时间，但是选编或数据集里往往把这种零散感及时间距离感去除了。各种以“origin”为题的研究，很容易造成这种单线延续的印象。事实上，即使是连续的，它们中间也有很多不同的连续方式，而并非是单一的。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南京的民国政府虽然只有九十天，但它用体制性力量在民元的最初一个月间公布了许多符合西方潮流的政策，三十几通除旧布新的文告。蔡元培在教育部长任内，开展了废除尊孔、读经等改革，从此形成了建制性的力量。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里说，辛亥革命以后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停止祭孔，另一件是北大废经科为文科，“这两件事在中国的影响极大，是绝不可估计得太低的”。

从本节的讨论来看，思潮与政治（政制）、政治（政制）与思潮，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交互成为对方的转辙器。

辛亥革命以后，民主共和制形成了一种建制性力量，同时也形成了哲学家奥斯汀（J. L. Austin, 1911-1960）所谓的“Illocutionary act”（“做言”或“话语施事行为”），革命所定下的种种形成一个又一个“施事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人们奋力向它们趋近。它本身就具有约束性、召唤性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一个想法而已。所以，五四时期最早的一批行动者们常常提到中华民国变成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奇怪东西，因为当时所有的思想、文化、伦理等等都跟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想法背道而驰。当时有许多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对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是非常在意的。

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人物每每从这个方面的反省出发，开始他们的文化改革的论述。我曾在《思潮的社会条件》一文中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言论，如陈独秀等人的言论证明这一点，即如何形成了一种“破处”的力量。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体制一旦确定了，就很难回到旧的时代，虽然日后不断有人说以前的时代比较好，应该回到君主制度。但如果仔细看后来张勋复辟时的相关文献，就会发现复辟这件事居然招致许多军阀的反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最后比喻资本主义一开始像一件轻纱罩上，后来则变成了铁笼，它一旦罩上去，你就不能轻轻地把它移开了。所以，一旦形成了Illocution power之后，就会产生一种约束性。因为，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代提倡者会认为，“中华民国”名实不符，“挂羊头卖狗肉”，所有的一切，政治、思想、道德都与辛亥革命所宣称（claim）的民主共和理想完全相反。这本身也是一种连续性。

五四之“新”的五个方面

从晚清、辛亥到五四，许多热烈讨论的议题，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我随手翻阅几种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的题目，与五四研讨会论文集的题目，两者几乎是一样的，譬如：妇女解放、白话文等等。但是在此下的讨论中，我想试着阐述，表面看来的相似性并不一定表示两者是简单的延续。同样的议题在各自时段中的幅度、广度、强度、渗透度等各方面皆有不同。另外，也有一些值得注意之处，也就是说，五四究竟新在何处？以下，我要讨论五四时期跟之前不一样的五个方面。

第一，从当时的思想言论来看，晚清以来公理、公法、公例所明示暗示的中西、古今在同一平台上的想法变了。梁任公说“公理”、“公例”皆西人所独擅，宋育仁说西人得公理十之七八。中国人只得十之一二，可是中国人相信，只要努力，总有一天中国人也可以得公理十之七八。在“公理”、“公例”的世界中，道德、政治，科学、人生等混合为一，在共同的平台上。可是五四前，可以感觉到中国人慢慢地不再相信中西、古今在一个平台上。当然，这也跟一个事件有关：一次大战的胜利，人们相信是“公理战胜强权”，故立了公理战胜强权的纪念碑。后来发现，公理根本没有用。公理与公例得思维没落了，人们悟到中西不在一个平台上，不是通的，不是像梁启超讲的“汇通中西之理”那样，也不是晚清人所以为的那样，中西通了以后是向外宣传孔教的最好机会。

这是一个断裂。虽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已经有点强调中西差别了，但还不像陈独秀、李大钊立论那样激烈。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大论东西文明之根本差异、古今根本之差异，即使这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当时却振聋发聩，他告诉中国人，中西文明完全不同，它们不是在同一个平台（公理、公例）上，要努力去除自己原有的传统，要努力学习西方才能做个“人”，也才能追上西方。

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后来钱穆说，为什么中国人一定是“精神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很会做生意，中国很“物质”。但是，当时就形成了这种鸿沟式的认识，认为西方全面优于中国。这是晚清以来形成的新的态度，中西、古今从西不再同一平台了，所以中国人努力的方向、方式都变了。

第二，中国人能不能再以将来也要成为像帝国主义那样的强者自居？我翻阅台湾出版的《晚清革命期刊集》，当时的人不管讨论什么议题，背景文化基本上是为了求“强”，希望步趋西方列强（尤其是德国），甚至向往灭人国、灭人种，成为一个“民族帝国主义”式的国家。可是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前后，社会上流行的是universalism，就像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讲的：“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段，若宗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主张君主、国家⋯⋯都是“偶像”，都应破除。“世界上有了什么国家，才有甚么国际竞争。现在欧洲的战争，杀人如麻，就是这种偶像在那里作怪。我想各国的人民若是渐渐都明白世界大同的真理，和真正和平的幸福，这种偶像就自然毫无用处了。”尤其国家应该破除。“国”是有两岐性的，一方面，五四是一个爱国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在一部分青年心中“国”是成问题的（而且两者常常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甚至认为“国”是被破除的，譬如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即认为“国”是“恶魔”。

青年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中的批注

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思潮中，其中很重要的一支就是无政府主义。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言论，也反对狭隘的国家主义。蔡元培宣扬的思想跟价值，是要破除19世纪以来西方的帝国主义相随的种种强权式的义理，所提倡的往往是超越性的、普遍性的价值与学说。可是在此之前，进化的最高目的就是像梁启超讲的那样，成为“民族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在新文化运动前不久，李大钊还认为新兴之族与陈腐之族相争，后者必败，歌颂德意志帝国，认为它会在第一次大战中得胜。这种想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慢慢衰落，代之以傅斯年的那种想法，即在“‘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段，若宗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新文化运动更多的是人道的、平和的、破除偶像的思想。

第三，政治概念的代谢。在处理概念的起落时，我主要以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在他／她们的《观念史研究》后面所附的词汇表，参考该书的文章而勾勒出来的。该书附录了一百个现代政治概念。我清楚地将《青年杂志》出现之前和之后的概念区分开来，我发现那完全是两群词汇。其特征是日系词汇的胜利，从传统儒家脱胎出来的政治词汇没落了，另外以科学为主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词汇，比如真理，大量出现了。1918年以后又有一群跟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的词汇出现了。但是，这些词汇的新陈代谢也并不是一时的，有些概念的变化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第四，民主与科学原来并没有被绑在一起讲，晚清以来我们所熟悉的，以及所要打倒的各种思想，像马铃薯一样散在那里。而民主和科学偏偏被绑在一起，给予前所未有的强调，这跟晚清以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在晚清王韬、陈炽那里，民主和民权互为敌对，他们相信民权，不相信民主。梁启超讲，民主跟民权训诂并不相同。可是五四时期，民主不仅要在政治上发挥作用，还要在所有领域发挥，包括我跟你相处的方式，涵盖全体日用人生；科学也一样，科学不仅要在实验室发挥作用，还要在所有事情上发挥作用，包括人生观，也要科学化；白话文同样如此，白话文不只用来写白话小说，蒿文典册、政府的公文来往也要用白话文。这是晚清以来的新的变化。对传统文化，至少在宣称上，采取的是一种整体的批评态度，而不像晚清的谭嗣同，认为还有一个真的孔子。

最后一点，基于以上不同，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五四带来了看待事物的新方式，它们影响了包括文学、政治等许多方面的事物。老舍谈“五四”说：“没有五四，我不能变成个作家”、“五四运动是反封建的。这样我以前以为对的，变成了不对”、“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否定的呢？⋯⋯这一下子就打乱了二千年来的老规矩”、“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到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何批评。‘五四’运动送我一双新眼睛”、反礼教与反帝国主义“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同样地，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现代史学。何龄修认为1925年谢国桢写《明季奴变考》，显然受到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潮的影响。标点符号、白话文、英文等等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可能的事情。《新青年》开始用直立标点的时候，时人以为怪物。我们今天日用而不自知的东西，很多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启蒙是连续的吗？晚清以来，很多批评、痛骂新文化运动的人，其实也都认为晚清到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格局。从晚清到辛亥再到五四，其中虽有许多模糊的、往复的、顿挫的变化，但大致而言是连续的，这不是简单的连续，连结的形式是有变化的，有时是“连续”的关系，有时是“转辙器”式的关系，有时是思想与政治相互激发而前进的。往往是在积累某种动能之后，出现一次既延续又是“量子跳跃”的变化，而且经过这样一次变化之后，社会产生广泛的重大的表现。但为什么我要检讨“连续的”实际状态，因为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的，火箭一节一节爆破，而每一节的组成分子、结构及内在诸分子之关系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另一方面，在大变化之“背景文化”的内容往往也产生变化，所以即使讨论的主题是相似的，在当时的历史意义可以是非常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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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超教授